我如尘烟

    翻开《曾国藩家书》，翻开属于国藩内心的那一页，我为之震惊——这难道就是扬名青史，决战沙场，坚忍果断的晚清柱石？不像啊!湿润隽永的文辞，语重心长的告诫，诚挚由衷的自省，一派慈和，一派忍让。历览前贤，有秦皇汉武，有唐宗宋祖，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可又有谁，能像曾国藩那样，为官则清正无私，举贤若渴；为将则机智沉稳，奇正相佐；为儒则谦和内敛，毫无狂傲之气，为父为兄则严于律亲，廉洁自律？正如毛泽东的评价：“曾国藩是地主阶级里最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是幸运的。他处于王朝末年的乱世之中，太平军的造反、满清贵族的无能，为他提供了在朝廷体制之外充分施展才能的历史空间。乱世出英雄，曾国藩借助历史一举成名。一代晚清重臣为拯救时世，重新拾起中国千年的经世致用谋略，义理实学并重，以知进德，以德致用，终于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之伟业。

    可是，曾国藩的精忠报国换取的“同治中兴”，仅是昙花一现——内忧外患始终伴随着他。更令人沮丧的是，“中兴”之后世风日下，不用说紫禁城里的迂腐，即使亲手培植的湘军，攻下南京之后也是腐败丛生，千夫指骂。一生心仪礼教之治的曾国藩临终前肯定是万般无奈，心情惆怅。纵然功成名就，但比较起儒家的终极关怀，他的功业连长治久安也谈不上！从这一点上说，生于末世的曾国藩又是不幸的，个人的成就并未带来世道的清明，这样的“不朽”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当曾国藩步入晚年，他似乎参透了生命的意义。在他看来，仕途不过是过眼烟云，最要紧的还是做一个圣贤。富贵功名，皆由命定，惟作圣贤，全凭自己。因此晚年的曾国藩几乎以入圣为贤为生命的终极追求。为了自警，曾国藩特作诗二首，告诫自己“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他在为人待物上的确值得称道，左宗棠对他的成见一度如此之深，又几次不顾情面让曾难堪，按照常理，朋友一旦疏远往往易成心理上的仇敌，但曾国藩仍然能够以恕道待之，甚至称赞左为“当今天下第一人”。如此虚怀若谷的气度在大政治家里恐怕真是太稀罕了。 

    曾国藩是一个治世英雄，而非乱世豪杰，也不像他的对手洪秀全那样半神半人。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是儒家圣贤型的，以个人昭昭道德表率和清明的理性涵养成为世人的行为楷模。这样的人格缺乏称帝为王的气魄，却被同朝代的士大夫们所景仰。因此晚清帝国的才俊纷纷云集曾的麾下，希望再现远古道德清明的尧舜之世。在他的周围、曾聚集了一批晚清王朝最出色的人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薛福成等等。

    因此，曾国藩死后一百多年，对他政治上的评价，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有一点一百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持异议，就是曾国藩识才用才。李秀成的自述里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天王不识贤臣，而曾国藩的成功则是因为曾国藩善识人才。在长征路上，刘伯承和薄一波有一个讨论，刘伯承说曾国藩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会用人。曾国藩死后的声名比生时更为隆盛，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找对了接班人。曾国藩门下的第一高徒李鸿章在才干上比起他的恩师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私德上却差之千里。但是，李鸿章执掌大清王朝的军事外交整整30年，权倾天下，他在任何时候对他的老师都极为尊敬，从来没有说过老师一句不满之词。

    更因此，相隔一个半世纪以后，当又一个大时代来临，曾国藩有一次成为国人追捧的偶像。可是，当人们津津有味地读着《曾国藩》，吸取的更多的是“领导艺术”的因子，却忽略了他难得的品行，忽略了他经世才略背后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倘若曾公地下有知，是否会摇头感慨一番？

    数峰无语立斜阳。也许曾国藩留给后人的，是一块默默的无字碑：一个年少时就才学出众的天才，一个二十多岁就考取进士的少儒，一个在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时挺身济世的勇者；他曾在官场上春风得意，官至极品，也曾饱受倾轧，郁居乡里；曾在战场上带甲百万，挥斥方遒；也曾一败涂地，差点投水自尽。这颠簸起伏的身世，只有历史才能让“无字碑头镌字满”，也只有历史，才能最好地诠释曾国藩在天京城破，黄袍欲加身之时写尽生平心境的一句话：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